明天是“五四”运动97周年。当年陈独秀疾呼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已在百年时光中，引领中国从内忧外患走向繁荣兴盛。时代的步伐永不停歇，如今我们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路口，大数据时代呼唤数先生，他可以引领中国走向新一轮的启蒙。

文/涂子沛（微信公号：涂子沛频道）

2006年的夏天，我刚刚抵达美国。

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一场热闹的同学Party刚刚开始，一名中国留学生把自家“秘”制的蒜香排骨端上桌，盒盖一开，香飘满屋。

“真是好吃。”美国教授也赞不绝口，“有菜谱吗？我们要学。”

“当然有。”这位同学立刻就把菜谱从网上搜索了出来，逐字翻译给教授听。这是一道普通的中国菜，原料简单，制作流程也不复杂，但翻到“油一勺、盐少许、酒若干”时，拿着笔的教授抬起头皱眉发问：到底是多少？多少毫升，抑或多少克？

我至今还记得，因为说不出精确的数据，那位同学尴尬的笑容。

这一年，距离 “五四”运动已经87周年。

时光转到2012年。我常常回国交流、考察，在中国倡导如何将数据用于管理和创新。这年秋天的一站是武汉一家大型中日合资汽车制造公司。他们跟我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案例。

合资公司成立的当年，是日本人担任董事长。这一年，就该不该给员工加薪，中日双方相持不下。

中方强调经济形势不好、员工情绪需要安抚。日方起初不同意，后来要求中方列出所有影响加薪的因素，并确定一个“加薪公式”，即用量化的方法决定是否需要加薪、具体又要加多少。中方照办了，做了一番研究，列出的因素、加权因子和公式也被日方认可。

于是，这一年，中方关于加薪的建议在董事会获得通过。

第二年，按照这条公式的计算，同样需要加薪。日方表示：“既然是严格按公式推算出来的，那就应该照办。”中方认为可以不加，但公式是自己定的，最后就不置可否。

没想到第三年，计算的结果又是加薪。这一回，中方不再认可自己提出的公式：“员工的积极性没有问题，形势稳定，不用加薪！”

就这样，中国人坚持不加薪，最终把自己两年前制定的量化公式推翻了。谈完这段经历，一位中方高级经理自嘲说，我们习惯把数据当作可用可不用的工具，根据情势机动处理，每年可能都不一样；而他们，确实是在用数据管理。

这是听中国人评价日本人，没想到不久，我又听到了日本人评价中国人。

2014年7月，我参加硅谷地区日本商会联盟（JCCNC）的年会，会上，几位日资企业的高管告诉我，和中国人打了几十年交道，他们总结了一个特点，中国人是“点头不算摇头算”。即中国员工说“是”的时候，你不能完全当真，必须用细节一再确定；但中国员工摇头说“不”的时候，那就真的是“NO”。

中国人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

我心下觉得他们总结得有理，但又不全对。

果然，没多久，“点头不算摇头算”又受到了我美国好友Karis的质疑，她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中国人说“不”，其实也不算。

Karis在家中招待中国朋友，一进门就会问：“要喝水吗？”

“不要不要。”来客都说不要，她也就没有倒上。

但是有一次，她在一个中国人家里做客，看到中国主人殷勤招呼另一位中国客人喝水，这位客人的回答也是“不要不要”，但是主人还是倒上了。让她意外的是，客人接过去，端起来就喝了。

她说她糊涂了，“要”还是“不要”，这相当于“0”和“1”，本应泾渭分明。Karis反问我说：“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你们，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我心里想，不仅外国人没搞明白，在这些习以为常的含蓄、模糊、感性、没有明确界限的表达之下，很多中国人自己也搞不明白，而且这种现象由来已久。

回到新文化运动的起点1919年。

那一年，胡适先生在《新生活》上发表了《差不多先生传》，为那些囿于模糊思维的国人绘制肖像。差不多先生，正是中国人漠视精确、数据文化匮乏的生动写照，也是一个民族的缩影。

同样也是在那一年，陈独秀先生在旧势力的围攻之下愤然反击，大力倡导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位洋先生，作为民主和科学的化身，成为中国新文化启蒙运动最深入人心的形象。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五四”运动至今，已近百年。中国人对德先生、赛先生的理解和实践，推动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差不多先生”始终还在，至今，仍有许多中国人被这位老先生灵魂“附体”，却又浑然不觉，这一直拖累着德先生和赛先生大步向前。

中国社会一直匮乏尊重事实、强调精确、推崇逻辑和理性的文化传统。而在当下，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大数据时代。我们本来和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但如今正是“换轨”进入大数据时代的关键节点，这就好像我们和别人赛跑，曾经我们落后500米，突然裁判一吹哨子，说“停，你们换一条赛道，重新起跑”。

在这条全新的赛道上，上演的将是以数据为基础的全面竞争。这一次，面对大数据的无垠瀚海，我们可能与世界同步，甚至还能领先。但中国亟需一场崭新的数据文化启蒙。

时代呼唤数先生。

本文发表于微信订阅号“涂子沛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