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的两名经济学家埃里克·布林约尔松和安德鲁·迈克菲自费出版了一篇题为《与机器赛跑：数字革命如何加速创新，推动生产力，并不可逆改地转变就业和经济》（以下简称《与机器赛跑》）的专题论文。
《与机器赛跑》的主旨思想大致如下：“数字技术变化迅速，但组织和技能并不能保持相同的发展速度。结果就是，数以百万的人们被抛在了后面。他们的收入和工作都正在被摧毁，这使他们变得比数字革命发生以前还要落魄……”
《与机器赛跑》一文在网络上传播，在重新点燃有关自动化的争论方面起了作用。因为计算技术在工作场所的加速普及，讨论仍围绕之前的概念展开，这一次，就没有“经济创造新的岗位种类”的凯恩斯式回答来解题了。
布林约尔松和迈克菲记录了一组不断增多、正在重新定义工作场所的技术应用，或者一些正处于改变定义边缘的应用。但是，2014年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劳动力正呈现出“去技能化”（deskilling）趋势，对具备认知技能的岗位的需求正在下滑。保罗·博德里、大卫·格林和本·桑德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具备较高技能的工人倾向于将具备较低技能的工人排挤出工作岗位。虽然他们没有明确证据直接指向对某种技术的应用，但是对高端劳动力受影响的分析仍然令人不寒而栗。
博德里等人在报告中写道：“2000年之前，许多研究人员都记录道，在对技能的需求方面出现了一股强劲的上升势头。在本文中，我们记载了自2000年以来这种需求的下降，尽管同时期接受过高层次教育的工人人数仍在持续增长。与此相对应的是，我们发现具备高技术素质的工人已经开始向职位阶梯的下层移动，开始去担任以往通常由具备较低技术素质的工人完成的工作。”
我们面临的挑战时如何掌握与工作相匹配的技能
尽管对这些能看、会听、能言、可以行动的机器存在恐惧，但是劳动力也没有表现出在不远的未来技术进步将酝酿出一场彻底崩盘的倾向。事实上，2003-2013年的10年间，美国劳动力在总量上的增长超过了5%，从1.314亿增加到1.383亿。可以确定的是，同一时期，美国人口增长率超过了9%。
如果没有出现彻底的崩盘，这种缓慢的增长率说明了一个更混乱的复杂事实。一种可能性是，相比一次纯粹的“去技能化”，这些改变或许代表了更为广泛的“技能错配”（skill mismatch），这种解释更符合凯恩斯的预期。
麦肯锡最近发布的一份关于未来工作的报告显示，2001-2009年，交易和生产相关岗位都出现了下降，但有480万个关于交互和问题解决的白领岗位被创造出来。可以明确的是，涉及程序化工作的蓝领和白领岗位都面临危机。《金融时报》2013年曾发布报道表示，2007-2012年，美国的劳动力中增加了38.7万名管理人员，同时几乎损失了200万个文员岗位，这个时代通常被人们称为互联网的Web2.0时代。第二代互联网商务软件催生了一系列软件协议和产品套装，它们都简化了业务工程的整合过程。伴随着失去文员的巨大影响，由IBM、惠普、SAP、Peoplesoft和甲骨文等公司牵头，现代公司中的许多重复性业务功能都以较快的速度实现了自动化。
但即便是在文员的世界中，全面进行自动化预测和岗位削减似乎也并不合理。银行柜员和ATM机的例子就是自动化技术、计算机网络和劳动力动态之间复杂关系的一个绝好例子。2011年，在讨论经济时，奥巴马也曾使用这个例子：“我们的经济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很多企业已经通过裁员来变得更有效率。你走进银行时，会去使用ATM机，而不会求助于银行柜员。你也会在机场使用自助设备而不是去柜台获得人工服务。”
这引发了一场关于自动化影响的政治风波。事实是，尽管ATM机在崛起，银行柜员们并未离开。2004年，据《快公司》查尔斯·菲什曼报道，1985年，在部署ATM机的相对早期，全美有6万台ATM机和48.5万名银行柜员，2002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35.2万台ATM机和52.7万名银行柜员。2011年，《经济学人》引用了“2008年全美拥有60.05万名银行柜员”这一数字。与此同时，美国劳工统计局预计，这一数字到2018年将增至63.8万名。而且，《经济学人》指出，2008年，全美增加了15.29万名“计算机、自动化柜员及办公室机器修理工”。仅仅关注ATM机，并没有抓住“自动化系统融入美国经济的方式”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本质。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真正的转型发生在“后勤部门”——1972年，这里的员工构成了银行劳动力的70%：“首先，主要的客户服务任务的自动化将每个网点的员工人数降低了75%。其次，ATM机并没有取代高度可视化的、需要面对客户的银行柜员，相反，它取代了数以千计可见性较差的文员工作。”因为劳工统计局在1982年改变了对银行业文员岗位的记录方式，很难准确估计后勤部门自动化对银行业带来的影响。但毫无疑问的是，银行业内的文员岗位一直在消失。
展望未来，新型计算技术对银行柜员的影响或许可以让我们预见无人驾驶快递汽车的影响，即便这项技术可能是完美的——当然，这也有待论证。因为快递涉及复杂的人类业务以及与人类交流的复杂性，送货上门的快递员将很难被取代。
尽管很难将衰退的影响与新技术的实现分离开来，新型自动化技术和快速的经济转变之间日益增加的联系已经被用来暗示美国劳动力的瓦解，这至少也是一段延长的混乱期。布林约尔松和迈克菲在一个更长版本的《与机器赛跑》——题为《第二个机器时代：在辉煌的技术时期中工作，进步，繁荣》（以下简称《第二个机器时代》）的书文中探讨了这种可能性。微软研究中心的一位知名计算机科学家雅龙·拉尼尔在《谁拥有未来》一书中也提出了相似的见解。两本书都在Instagram（一家互联网图片分享服务提供商，2012年被Facebook以10亿美元收购）的兴起和柯达（一家标志性的图像公司，2012年宣布破产）的衰落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Instagram这个只有15人的团队打造了一款拥有超过1.3亿用户、图片分享量达到160亿的简单应用，”布林约尔松和迈克菲写道，“但是，像Instagram和Facebook这样的公司雇用的员工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同样是柯达需要的人。而且，Facebook拥有的市场价值是柯达曾经创造出的市场价值的数倍，并已经缔造了至少7位身价超过10亿的富翁，他们中任何一个拥有的资本净值都是乔治·伊士曼巅峰时期的资产的10倍还多。”
谋杀柯达的真的是Instagram吗？
拉尼尔更直接地点出了柯达的悲哀：“他们甚至开发了第一部数码相机。但是今天，柯达破产了，数字相片的新面孔变成了Instagram。2012年，当Instagram以10亿美元被卖给Facebook的时候，它只有13名员工。这些消失的岗位都到哪里去了？这些中等级别岗位创造的财富发生了什么？”
他们的观点中存在的缺陷是，他们隐藏了实际的工作等式，并忽略了柯达公司存在财务混乱的事实。首先，即使Instagram确实杀死了柯达（事实上，它没有），这些岗位的比例远比他们提到的“13∶145000”更复杂。Instagram这样的服务并没有孤立地出现，但当互联网已经达到很高的成熟程度，并创造了数百万的高质量岗位后，这一切才成为可能。
图书出版商、会议组织者蒂姆·奥莱利清晰地阐述了这一观点：“请抽出一分钟来思考这个问题：柯达真的是被Instagram取代的吗？它难道不是被苹果、三星和其他取代了照相机的智能手机制造商们取代的吗？难道不是被这些提供了柯达胶片替代品的网络提供商、数据中心和设备供应商们取代的吗？苹果拥有7.2万名员工（2002年仅为1万名）；三星拥有27万名员工；康卡斯特拥有12.6万名员工。”
而且奥莱利的观点甚至一开始并没有捕捉到互联网带来的积极的经济影响。2011年，麦肯锡的一份研究指出，在全球范围内每损失一个岗位，互联网就会新创造出2.6个岗位。对发达国家而言，在过去5年时间里，这一现象创造的价值占到了GDP增长的21%。“柯达与Instagram之争”的观点还存在另一个挑战，那就是，当柯达艰难地向数字技术转型时，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富士已经完成了技术转型，并获得了成功。
柯达的衰落远非“它错失了数字化”或“它没能收购（或开发出）Instagram”这么简单。真正的难题包括规模、时代和急缓度。这家公司拥有庞大的退休人员负担，它的内部文化导致人才流失，并且无法吸引新的人才。
本文内容摘选自湛庐文化出品的《与机器人共舞》一书。
作者：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f）
翻译：郭雪
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f）是备受乔布斯信赖的《纽约时报》高级科技记者，普利策奖得主。《与机器人共舞》一书详细介绍了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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